第28章
  纬,就是纬书。所谓纬书,是相对经书而言的。独尊儒术以后,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,叫经。其他各派诸子百家的,则叫子。另外,史学著作叫史,文学著作叫集,合起来就叫经史子集。
  经,原本是纺织品上的纵线,横线则叫纬。所以,从理论上讲,有经就该有纬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都被定为经了,纬在哪里呢?
  也只能伪造一批。
  于是汉儒谎称,孔子当年曾配合六经,秘密地撰写了一些纬书传给后世,现在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,就像出土文物。这些纬书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,比如《乾凿度》、《考灵曜》、《含神雾》、《感精符》,一看就是装神弄鬼。
  这样的“伪书”当中,自然少不了谶语,否则也没有伪造的必要。这就叫谶纬。
  王莽喜欢的,就是谶纬。
  刘秀喜欢的,则是图谶。
  这同样毫不奇怪,因为刘秀也是靠这个当皇帝的。当年他起兵时,就有人拿来图谶,说是刘氏该复起。称帝前又有人拿来图谶,说是刘秀奉天承运。刘秀扭扭捏捏一阵子后,就“顺应天意”成为东汉光武皇帝。
  显然,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巫术。
  因此,光武帝刘秀把图谶向天下公开,首先是为了巩固政权,强调皇位和帝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。同时,也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。
  这很怪异。大汉王朝,不是已经有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吗?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,请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化巫术图谶呢?
  也许,君士坦丁的选择可供参考。
  君士坦丁为什么要扶植并皈依基督教?恐怕就因为他发现原来的多神教已经无法保佑他和他的帝国,这才既抛弃了罗马城,也抛弃了罗马神。
  同样,儒家思想也让光武帝不能满意,尽管它其实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,变得更对帝国的胃口。但,前面说过,董仲舒是留了一手的。他希望天意的解释权能够由儒生来掌握,从而在帝王的法统之外再开一个道统。
  光武帝当然不能同意,他可不想成为另一个狄奥多西。尽管他并不知道罗马的故事,但帝王的本能告诉他,皇天上帝的授权不能假手他人,必须自己直接获取。
  图谶,就能起到这个作用。
  这就又要拜谢董仲舒了。他开创的今文经学,原本就有巫术的意味,他自己也是推论灾异的高手,《春秋繁露》里面还有登坛祈祷、求雨止雨的方法。王莽时代的那些纬书也是今文经学派炮制的,光武帝只需顺水推舟。
  为此,他不遗余力。
  现在已经无法确知,光武帝对图谶是真信或者仅仅只是利用。但可以肯定,他明白这玩意其实并不地道。因此他对外界的反应,就差不多到了神经质的地步。
  有一天,光武帝跟一位大臣讨论祭祀的事情。光武帝说,朕打算用图谶来做决策判断,你看如何?
  大臣答:臣不为谶。
  光武帝勃然变色:爱卿不为谶,是反对它吗?
  大臣吓出一身冷汗,马上解释说:臣才疏学浅,有些东西没有学过,哪里敢反对?
  光武帝这才恢复常态。
  然而那些正派的儒生依旧不以为然。比如尹敏,曾被光武帝派去校订图谶。尹敏却抗命说:谶书并非圣人撰写,粗俗不堪,恐怕误人子弟。光武帝不听他的。于是尹敏做校订时,便在空白处加了六个字:君无口,为汉辅。
  君无口,就是尹。这是典型的谶语模式。
  光武帝看了奇怪,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  尹敏说:臣见其他人这样胡编乱造都得了好处,也想侥幸得到富贵,万一成了呢?
  这其实就是撕破脸皮揭穿把戏了,但刘秀却没有治他的罪,只是不再重用而已。也许,光武帝也明白,图谶不过自欺欺人。硬要当真,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。
  图谶治国的方针却一如既往地被强制推行。光武帝并没想到:巫术政治化的同时,政治也会巫术化;而巫术化的政治是既不能治国也不能救命的。
  事实上,正如董仲舒企图用来制约皇权的天意,反被皇帝用来对付臣民,刘秀试图借以巩固政权的图谶,也被造反起义的农民用来推翻王朝。黄巾军就是这样。他们的口号有八个字: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。
  这也是典型的谶语模式。
  以后,曹丕、刘备、孙权,都用图谶来做文章,证明自己称王称帝的合法性。结果,正如基督教不是罗马帝国的救世主,图谶也没能拯救大汉王朝。
  那么,东汉为什么会亡?
  东汉之亡,又留下了哪些教训和遗憾?
  ☆、东汉之亡
  东汉是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。
  伤,有内伤,有外伤。外伤就是农民起义,内伤则是统治阶级内部旷日持久、错综复杂的斗争。
  那就先看内伤。
  与刘邦以一介平民开创帝业不同,刘秀是豪门巨族出身,依靠的是以南阳大族为骨干的豪强集团。后来他分封功臣,提倡儒术,原因也在这里:一起打江山的豪强必须得到酬谢,主张家天下的儒学则能巩固其统治。
  这就与西汉有所不同。
  西汉实行的是户籍管理制度。所有臣民都要按户登记在册,叫编户;编入户籍的臣民一律平等,叫齐民。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,因为可以保证皇帝的高高在上。
  然而到西汉末年,齐民已经不齐,帝国之臣开始两极分化。大部分人或贫或贱,成为寒门或庶族;极少数人或富或贵,成为豪门或望族,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化。
  换句话说,西汉前期的臣民,就像马克思所说是装在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,个头都差不多,皇帝当然也不难君临天下。现在某些马铃薯却变成了巨无霸,夹在了皇帝与小民当中,又该如之何呢?
  那就只能看皇帝的能耐了。
  可惜东汉的国运不佳。头三个皇帝还不错,既有执政能力,寿命也算长,光武帝享年六十二岁,汉明帝四十八岁,汉章帝三十三岁。这就已经一代不如一代,没想到后面的皇帝更惨,继位时年纪小,活的时间也不长。
  和帝十岁,享年二十七岁。
  殇帝百日,享年二岁。
  安帝十三岁,享年三十二岁。
  顺帝十一岁,享年三十岁。
  冲帝二岁,享年三岁。
  质帝八岁,享年九岁。
  桓帝十五岁,享年三十六岁。
  灵帝十二岁,享年三十四岁。
  章帝以后八个皇帝,包括没算进去的少帝刘辩(十七岁)和献帝刘协(九岁),继位时没有一个是成年人。活得最长的桓帝和灵帝,又是著名的昏君。
  那么,谁来治国?
  外戚和宦官。
  这是东汉的两大势力集团,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原因很简单,皇帝年幼,只能太后临朝,外戚专政。皇帝长大要夺回权力,又只能依靠宦官。结果是外戚和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直闹到亡国。
  斗争残酷而血腥。第一次火并在和帝时期,第二次在安帝死后,两次都是外戚失败,他们的兄弟和同党则不是自杀,就是伏诛。这还算是客气的。到桓帝联合宦官消灭外戚梁冀时,可就是满门抄斩,血流成河了。
  停战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朝政被他们轮流把持,仕途则被他们坐地分赃。大体上中央官是外戚党羽,地方官是宦官党徒。东汉的政治,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。
  更严重的是还要谋杀皇帝。
  被谋杀的是质帝。质帝死时虽然只有九岁,却看出梁冀的不臣之心。有一天上朝时,质帝看着梁冀说:这是个跋扈将军。于是,梁冀当天就给质帝送去了毒饼。
  质帝紧急召太尉李固进宫。
  李固问:陛下怎么得的病?
  质帝说:吃了饼,肚子疼,喝口水还能活。
  旁边的梁冀却冷冰冰地说:会吐的,不能喝。
  话音刚落,质帝驾崩。
  李固伏尸大哭。
  于是,梁冀便把李固也杀了。
  这就实在让人看不下去。君为臣纲可是帝国的根本所在,岂能动摇?天下人的天下,又岂能由他们瓜分?
  另一个势力集团拍案而起。
  这个集团就是士人。
  士人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,因为两汉的官僚队伍主要由士人组成。士人就是读书人。他们以读书为生涯,兼事农业,世代如此,正所谓“耕读为本,诗书传家”。
  读书没有经济效益,出路是做官。一个家族如果有人因为读书而做官,读书就会成为风气,做官的人则会越来越多。如果世代屡出高官,那就成为名门望族。再加上门生故吏亲朋好友,则会形成不小的势力。
  当然,这也是利益集团。
  不过,虽然都要讲利益,三大集团却并不一样。外戚和宦官只有利益,士人却还有理念、气节、操守、追求和情怀。这是他们读书读来的,也是光武帝倡导的。
  光武帝即位后,一方面四处宣扬图谶,另一方面则大力表彰气节。作为高明的政治家,他很清楚图谶之类只能愚弄匹夫匹妇,气节操守才能撑起国家栋梁。因此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:不肯出来做官的,尊重其个人选择。
  此举影响深远。因为对于读书人,最挡不住的诱惑就是做官。如果归隐山林能够得到皇上的肯定,那么,进入官场的士人也应该能够洁身自好。
  这可真是纲举目张。
  因此东汉的士风清朗一时。士人以道德相标榜,以天下为己任,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。面对朝政的混乱,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以京都洛阳为阵地,以三万太学生为后援,口诛笔伐,评头论足,掀起了舆论的狂潮。
  唇枪舌剑所指,就是宦官集团。
  依靠宦官铲除异己的汉桓帝震怒。公元166年,也就是罗马使团访华那年,桓帝指名道姓以“党人 ”罪名逮捕二百多人,判处终身禁锢,史称“党锢之祸 ”。
  让桓帝没有想到的是,党锢之祸给受害者带来的却是崇高的荣誉。太学生和知识界开始给他们做排行榜,名誉最高的叫三君(意见领袖),其余则有八俊(俊杰)、八顾(楷模)、八及(导师)、八厨(慈善家)。
  这些人统称名士,也叫清流。
  清浊不两立,冲突还会再起。
  公元169年,汉灵帝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。这一次的打击面更大:被杀一百多人,禁锢六七百人,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。帝国的知识精英,几乎被一网打尽。
  人品的高下,人心的向背,却也在这时显现出来。
  李膺是八俊之首,通缉令下达时正好隐居乡下。乡人劝他逃亡,他却选择自投罗网。李膺说,遇事不避难,获罪不避刑,才是气节。结果,李膺死于狱中。
  吴导是朝廷派出去逮捕范滂的,到了县里却抱着诏书号啕大哭,县令郭揖也解下印绶准备跟范滂逃亡。范滂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,慷慨赴死,时年三十三岁。
  什么叫精英?这就是。
  知识精英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产,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积的打击,王朝离覆灭也就为期不远。可惜桓帝和灵帝都意识不到这点,只有死到临头才可能被吓醒。
  果然,十五年后,汉灵帝大赦党人。
  因为黄巾军打过来了。
  ☆、道教启示录
  黄巾军是在公元184年起义的。
  不清楚汉灵帝的情报系统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,然而起义者却已把舆论造足。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苍天已死,黄天当立,岁在甲子,天下大吉。
  这是暗号,也是谶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