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8开张大吉
窗明几亮，一种愉悦的心情在赵继统的心中油然而生。没有了红木的家具、贵重的摆设、奢侈的壁炉，甚至连床铺都是硬板搭建的，可是住着却那么惬意。
作为红旗下生长的赵继统终于又回归到了红旗之下，那一份归属感是任何事都无法替代的。
办工桌虽然破旧，但是细心的同志们在桌面上铺了一块绿呢子布，又压上一块玻璃板，还擦拭的明可鉴人，看起来比总统府那套酸枝木的办公桌可心多了。
玻璃板之下除了压着一份常用的电话通讯录，还有一张一寸免冠相片，那是“白鸽”同志唯一的一张相片，保存在中央社会部的档案里，赵继统要让她“陪着”自己在新中国里再发挥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。
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，精心制定了针对大陆的“六大计划”，千方百计搜集大陆情报。“六大计划”的代号分别为:“夏阳”、“黎明”、“先基”、“晨曦”、“春风”和“复华”。
“夏阳”计划，指的是在大陆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科技等9类重要战略目标中，积极发展听命于“国民党”的情报组织。
“黎明”计划，主要是针对两岸发生冲突时，潜伏间谍如何为台军特种部队发动反制攻击行动提供情报服务。
“先基”计划，是指加强对大陆沿海的**阵地、雷达基地、指挥中心、通信枢纽、军港以及机场等6种主要军事目标区进行情报侦察，搜集“预警性军事情报”。
“晨曦”计划、“春风”计划、 “复华”计划也涉及在大陆进行潜伏、策反、人员培训等活动。赵继统作为为蒋介石掌管秘密档案之人，自然也就担负起甄别特务的工作。
10月11日，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，中央社会部也随之取消，李克农以军事情报部的名义组建以赵继统为主的寻找、侦破国民党潜伏间谍的小组，名称为“国民党残留敌特资料研判小组”，内部称之“零号组”（零就是没有，代表不存在的意思，再有一到六个小组都是明面上的，如果中间数字缺失一个会引有心人探究）。
小组一共有十一个人，其中有四名武装保卫人员兼司机（平时化妆成狱警，专门负责独立监区），配备两台车（一辆吉普、一辆厢式轿车），主要负责来往运送敌特档案和一些机密档案。
四名工作人员负责资料的分拣、归类、分析、研判等工作，除了一个年轻的小姑娘（除了本职工作还负责打打水、室内卫生等一系列杂活，在部队卫生队干过许久，在监狱里的身份是护士）之外剩下三名都在敌占区潜伏过多年，也认识许多敌特分子，掩护身份是监狱的管理人员，科长、副科之类的。
一名副组长（五十多岁，一直潜伏在国民党中统）除了负责辅助赵继统工作还担任资料管理员，他的住处和办公室就在赵继统的隔壁，他的掩护身份也是犯人，残害了无数**人士的大特务头子，所以他监室的门都是金属制成的，还没有窗户。
还有一位后勤保障人员负责日常采买、消耗品和办公用品的保障工作，他不用掩护身份，本身就是个厨子，但是他只做这十一个人的饭菜。
小院的东侧除了伙房还有一个食堂，里面有一个长条桌子，可以作为会议室使用。西侧有独立的盥洗室和浴室，主要是为两位组长准备的，工作人员一般不住在这里。
赵继统侦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“城南庄事件”（前文提到过），这件事本身就是赵继统示警，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查出出卖毛主席行踪，以及给敌机发信号的人，李克农也是寝食不安，特意恳请赵继统迅速侦破此案。
赵继统调来了保密局发往华北地区的所有电文，要求组员们按密码本一一破译，挑选出有真名实姓的和具体任务的电文。
终于发现了一封可疑电文，密电是这样的：“职组组员刘从志，担任华北军区方面工作；刘从文担任匪中共中央局毛匪行踪工作，二人均由刘文星担任交通员。孟建德奉华北令调天津工作，已派王志诚(王荣)潜伏津地，与刘进昌联系。职组组员刘从文参加工作年余以来，该员对工作尚努力，每次情报颇有价值。职拟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。”
这份电报通过李克农转到华北军区的。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经过几天的紧**作，取得了确凿的证据之后，才决定立即逮捕刘从文。
3天之后的夜晚，一个黑影来到刘从文的住处——他是负责和刘从文联系的刘从志。他还不知道刘从文已落入人民的法网。对于这位自投罗网的特务，华北军区也立即逮捕了他。
这样，连同被我地方公安部门捕获的刘其昌、孟建德，这个特务组织基本上被摧垮。
但是，审讯和宣判的工作又是很复杂的。预审人员问：“他们要你谋害毛主席和聂司令的地点在什么地方?”
“我没有，我怎么敢谋害毛主席和聂总呢!我是10年的老兵啦!”
“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。我们也有证据。你不要老是变来变去，要老老实实!”
“我那天是瞎说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害毛主席。”
过了两天再审他，他又承认说：“我的堂兄刘从志是问过聂司令的车号，问过毛主席的住地，可这是到北京来之后的事。”
再过几天，他又哭着坦白说：“只要组织上宽大我，我就都说出来。”
“我们反复向你交待过政策，你只有坦白，才能争取从宽处理。”
“我不是人，我丧尽天良，他们叫我干什么，我都干了，可他们叫我给毛主席和聂司令投毒的事，我确实没有敢干啊!”
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调查取证，终于搞清了这个特务集团的来龙去脉。他们是隶属军统保密局保定站站长曹亚夫领导的阜平小组。
刘其昌是组长，刘从志是书记兼收发，刘进昌、孟建德均是这个小组成员。刘从文后来也被吸收为组员。
刚刚组建的反谍报小组，还没经过磨合就侦破了困扰社会部多年的积案，一个个喜出望外，最年轻的组员刘萍还因此获得了军衔的提升。
作为红旗下生长的赵继统终于又回归到了红旗之下，那一份归属感是任何事都无法替代的。
办工桌虽然破旧，但是细心的同志们在桌面上铺了一块绿呢子布，又压上一块玻璃板，还擦拭的明可鉴人，看起来比总统府那套酸枝木的办公桌可心多了。
玻璃板之下除了压着一份常用的电话通讯录，还有一张一寸免冠相片，那是“白鸽”同志唯一的一张相片，保存在中央社会部的档案里，赵继统要让她“陪着”自己在新中国里再发挥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。
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，精心制定了针对大陆的“六大计划”，千方百计搜集大陆情报。“六大计划”的代号分别为:“夏阳”、“黎明”、“先基”、“晨曦”、“春风”和“复华”。
“夏阳”计划，指的是在大陆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科技等9类重要战略目标中，积极发展听命于“国民党”的情报组织。
“黎明”计划，主要是针对两岸发生冲突时，潜伏间谍如何为台军特种部队发动反制攻击行动提供情报服务。
“先基”计划，是指加强对大陆沿海的**阵地、雷达基地、指挥中心、通信枢纽、军港以及机场等6种主要军事目标区进行情报侦察，搜集“预警性军事情报”。
“晨曦”计划、“春风”计划、 “复华”计划也涉及在大陆进行潜伏、策反、人员培训等活动。赵继统作为为蒋介石掌管秘密档案之人，自然也就担负起甄别特务的工作。
10月11日，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，中央社会部也随之取消，李克农以军事情报部的名义组建以赵继统为主的寻找、侦破国民党潜伏间谍的小组，名称为“国民党残留敌特资料研判小组”，内部称之“零号组”（零就是没有，代表不存在的意思，再有一到六个小组都是明面上的，如果中间数字缺失一个会引有心人探究）。
小组一共有十一个人，其中有四名武装保卫人员兼司机（平时化妆成狱警，专门负责独立监区），配备两台车（一辆吉普、一辆厢式轿车），主要负责来往运送敌特档案和一些机密档案。
四名工作人员负责资料的分拣、归类、分析、研判等工作，除了一个年轻的小姑娘（除了本职工作还负责打打水、室内卫生等一系列杂活，在部队卫生队干过许久，在监狱里的身份是护士）之外剩下三名都在敌占区潜伏过多年，也认识许多敌特分子，掩护身份是监狱的管理人员，科长、副科之类的。
一名副组长（五十多岁，一直潜伏在国民党中统）除了负责辅助赵继统工作还担任资料管理员，他的住处和办公室就在赵继统的隔壁，他的掩护身份也是犯人，残害了无数**人士的大特务头子，所以他监室的门都是金属制成的，还没有窗户。
还有一位后勤保障人员负责日常采买、消耗品和办公用品的保障工作，他不用掩护身份，本身就是个厨子，但是他只做这十一个人的饭菜。
小院的东侧除了伙房还有一个食堂，里面有一个长条桌子，可以作为会议室使用。西侧有独立的盥洗室和浴室，主要是为两位组长准备的，工作人员一般不住在这里。
赵继统侦办的第一个案件就是“城南庄事件”（前文提到过），这件事本身就是赵继统示警，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查出出卖毛主席行踪，以及给敌机发信号的人，李克农也是寝食不安，特意恳请赵继统迅速侦破此案。
赵继统调来了保密局发往华北地区的所有电文，要求组员们按密码本一一破译，挑选出有真名实姓的和具体任务的电文。
终于发现了一封可疑电文，密电是这样的：“职组组员刘从志，担任华北军区方面工作；刘从文担任匪中共中央局毛匪行踪工作，二人均由刘文星担任交通员。孟建德奉华北令调天津工作，已派王志诚(王荣)潜伏津地，与刘进昌联系。职组组员刘从文参加工作年余以来，该员对工作尚努力，每次情报颇有价值。职拟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。”
这份电报通过李克农转到华北军区的。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经过几天的紧**作，取得了确凿的证据之后，才决定立即逮捕刘从文。
3天之后的夜晚，一个黑影来到刘从文的住处——他是负责和刘从文联系的刘从志。他还不知道刘从文已落入人民的法网。对于这位自投罗网的特务，华北军区也立即逮捕了他。
这样，连同被我地方公安部门捕获的刘其昌、孟建德，这个特务组织基本上被摧垮。
但是，审讯和宣判的工作又是很复杂的。预审人员问：“他们要你谋害毛主席和聂司令的地点在什么地方?”
“我没有，我怎么敢谋害毛主席和聂总呢!我是10年的老兵啦!”
“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。我们也有证据。你不要老是变来变去，要老老实实!”
“我那天是瞎说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害毛主席。”
过了两天再审他，他又承认说：“我的堂兄刘从志是问过聂司令的车号，问过毛主席的住地，可这是到北京来之后的事。”
再过几天，他又哭着坦白说：“只要组织上宽大我，我就都说出来。”
“我们反复向你交待过政策，你只有坦白，才能争取从宽处理。”
“我不是人，我丧尽天良，他们叫我干什么，我都干了，可他们叫我给毛主席和聂司令投毒的事，我确实没有敢干啊!”
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调查取证，终于搞清了这个特务集团的来龙去脉。他们是隶属军统保密局保定站站长曹亚夫领导的阜平小组。
刘其昌是组长，刘从志是书记兼收发，刘进昌、孟建德均是这个小组成员。刘从文后来也被吸收为组员。
刚刚组建的反谍报小组，还没经过磨合就侦破了困扰社会部多年的积案，一个个喜出望外，最年轻的组员刘萍还因此获得了军衔的提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