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章
  第6章
  放了寒假,要过旧历年了。章敬康的哥哥大年三十从日本考察完毕,飞回台北,腊尽冬残,一年将终,万里归人,为这个一向平静温暖的家庭,更增添了一份额外的欢乐。这个年,在章敬康是过得很快乐的。
  年初二,秦家兄妹到他家来拜年。第二天,他去秦家给秦有守的父母拜年,他们留他吃了午饭。秦有守说:“我们要到蔡家去玩,你一块儿去吧?”
  “不,”章敬康摇摇头,“我不想去。”
  秦有守还没有开口,秦有仪把眼一瞪。“为什么?”她很快地质问。
  章敬康不知怎么,向来对秦有仪有些忌惮,一见她这样子,赶紧摇着手赔笑说:“好,好,新年新岁,不要吵架!”
  “那么,去不去?”
  “去。”他委屈地说。
  秦有仪得意地笑了。
  “你这人也真是,”秦有守落井下石,还挖苦他,“敬酒不吃吃罚酒,非要有仪凶你两句,才肯就范。”
  “算了吧!”对秦有守,他就不那样好说话了,“你根本不懂,这是尊重女权。”
  “你这算什么?”秦有守笑道,“自我解嘲?”
  章敬康自己也笑了。
  就这样说说笑笑地,他们一起到了蔡家。蔡家大客厅中,拜年的宾客川流不息。小客厅中有两桌牌局,都是女客。蔡云珠的意思,是请他们到楼上去坐,回头等客人较少时,再来见她的父母。但秦有守认为这样不礼貌,于是先到蔡太太那里周旋一下,再到大客厅去给蔡先生拜年。
  蔡先生就像大部分成功的事业家那样,有一双精明的眼睛和一副老挂在嘴上的笑容。章敬康还是第一次见到他,想起他曾一再表示希望见面谈谈,总算很看得起自己,所以在礼貌上对他非常恭敬。
  蔡先生倒很愿意跟这些年轻人聊聊,无奈不断有宾客要应酬,只好把招待的责任交给了女儿。
  蔡云珠把他们带到楼上,一进屋子就说:“你们在这里吃饭,吃完饭我请你们去看电影。”
  “我们无所谓。”秦有仪指着章敬康说,“你问他!”
  章敬康忽然想到,在秦有仪心目中,他可能不够洒脱,一个大学快毕业的人,如果太保守,显得胆小拘谨,可能让人笑话。因此他不等蔡云珠再说什么,便抢着答道:“好,看电影我做东。”说完,顺手从果盘中拈了一粒糖莲子抛在嘴里。
  他的突然豪放了起来的姿态,显然引起了秦家兄妹的讶异,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,但没有说话。
  “好,”蔡云珠高兴地说,“那么,我们再想想,现在找点什么花样来玩?”
  “这样聊聊天就很好了。”秦有守说。
  “那,你们先谈谈吧。”说完这一句,蔡云珠就转身出去了。
  不一会儿,她重又上楼,后面跟着两个女佣,一个端着咖啡和点心,一个抱着一堆五颜六色的英文杂志,分别摆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。
  蔡云珠扭开收音机,轻轻播放着室内乐,然后帮着女佣斟咖啡,同时嘴里在应酬客人。
  “mr.章,”她说,“那里面有本新到的《经济学人》。”
  “噢!”章敬康欣然伸手到杂志堆中去找,“一放寒假,没有到学校图书馆去,最近的《经济学人》还没有看到。”
  “嗯——”秦有仪故意像个小女孩撒娇似的挺着身子,对蔡云珠说,“你怎么只给章敬康找杂志,不替我找。”
  这是存心开玩笑,章敬康已渐渐习惯了,装作没听见。蔡云珠却觉得有些不好意思,但她相当镇静,从容不迫地答道:“怎么没有?时装、电影,哪一种没有,你自己找吧。”
  “那么我呢?”秦有守紧接着问,自然也有些故意捣乱的意味在内。
  蔡云珠把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,抿着嘴笑了一下,说:“其中有一本,你可能会感兴趣。那是我父亲的朋友忘了带走的。”
  “是什么?”
  “你自己找吧!”说完蔡云珠挨着秦有仪坐下。
  她俩同看一本时装杂志。章敬康也找到了他的《经济学人》。只有秦有守翻一本,丢一本,嘴里不断在说:“不感兴趣!”
  忽然声音静止了。
  然后他爆发了欢呼:“oh,wonderful(哦,棒极了——编者注)!”
  秦有仪吓了一跳,一面拍胸脯,一面瞪着她哥哥。章敬康也放下了书,凑过去看,一看也被吸引住了。
  “是什么玩意?”秦有仪问。
  “man to man,你们不感兴趣。”章敬康这样回答。
  “谁说的?”
  秦有仪站到秦有守沙发后一看,一张印得极鲜艳的裸体女郎的照片,展现在她面前。
  “原来是这个,有什么稀奇?”
  “我们来研究一下她们的三围。”秦有守把那本man to man摆在面前的矮几上,秦有仪拉着蔡云珠围坐着——四个大学生以欣赏艺术的姿态,开始品评那些天体营中的美丽女性。
  女人,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总是最广泛的一个话题,他们由裸体女郎引申开去,谈到与女人有关的许多事物。他们是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,自以为是成熟的知识分子,在学术研究应该自由讨论的大帽子之下大谈特谈。但措辞是很文雅的,有些难说出口的话,用英文来表达,彼此都无忸怩之感。
  他们的劲头大得很,这样一谈谈到天黑,才下楼吃饭。
  晚饭的场面也很大,一张中间可以转动的特大号圆桌,挤得满满的——两桌麻将,八位太太,他们四个,加上蔡先生,正好十三位。
  “怎么是十三个人呢?”蔡云珠点了点人数说,“我退出去吧!”
  “打牌我相信手气,吃饭我可没有这些洋迷信!”一位胖太太说。
  “这话倒是真的。”另一位太太附和着,“过中国年,不必讲洋规矩。”
  话是这么说,蔡云珠还是在踌躇,蔡先生夫妇也感到有些为难。这些迷信如果不说破,糊里糊涂也就过去了,一说破往往变得很尴尬,因为只要客人中有一个介意,便会搞得大家心里疙里疙瘩,吃得不痛快。
  就在这时,电门铃响了,蔡先生高兴地说:“问题可能解决了,云珠,你去看看,只要是客人,不管是谁,就把他留下来吃饭。”
  来的是蔡先生银行里的一个科长,姓吴。吴科长拱拱手向大家拜了年,算是招呼过了,然后从身上摸出一封电报,告诉蔡先生,说是纽约来的,请示处理办法。
  “好,我们回头再谈。”蔡先生看过电文,把它收在衣袋里说,“你先坐下来吃饭。”
  “谢谢,我吃过了来的。”
  “再吃一点,喝杯酒。”
  “不,不!我肚子装不下了。”
  “那你就坐一会儿。”蔡先生把必须要他凑数,来打破“十三”这个局面的缘故告诉了他。
  “原来如此,这我倒乐于从命。”
  于是,这顿饭才吃成功。菜是标准的湖南菜,大盘大碗长筷子,人又多,圆桌面的中心转来转去,麻烦而又热闹。加上吴科长善于辞令,说了许多有关洋迷信的笑话,所以这顿饭进行了很长的时间。
  饭后,八位太太赶着重赴“战场”,蔡先生和吴科长去谈公事。他们看电影的时间也到了,匆匆告辞。蔡先生跟章敬康始终没有一次单独谈话的机会。
  看完电影已十一点钟。由于新年的缘故,店铺不开门,也不开灯。平日灯火通明、色彩绮丽的西门町,这时阴暗得很。不一会儿,电影院门口的人潮散尽,更显得冷清清,一片凄凉。
  章敬康忽然想到了李太太。不知道她过年的情形怎样?李幼文是不是在家陪她……他的思绪一下子飘远了。
  “敬康,你怎么不说话?”秦有守问。
  “啊?”他茫然地应了一声,接着反过来问,“说什么?”
  “我们谈了半天的电影,你一句也没有听进去?”
  “抱歉!”他老老实实地回答,“我不能不承认你所说的是事实。”
  “那么,你在想什么呢?”秦有仪问。
  “抱歉。这是我个人的秘密。”
  “你能不能送云珠回家?”秦有守又问。
  他还没有开口,秦有仪已学着他的声音,怪声怪气地说:“抱歉,我要早点回家睡觉,不能送。”
  这样一说,连章敬康自己也觉得好笑了。自然,他再有什么天大的理由,也不能不送蔡云珠。
  走到十字路口,秦家兄妹往左走去了。章敬康建议:“坐车?”
  “走一走好吧?”蔡云珠柔顺地回答,“在电影院坐得太久了。”
  “好的。”他自然表示同意。
  两人慢慢往蔡家所在的方向走去。人静路黑,走到路旁水沟边,他扶了她一把,她便自然而然地靠紧了他,这一来他不好意思放手了,挽着她的左臂,并肩漫步。
  章敬康可以说是第一次跟异性这样接近。她相当丰腴,臂上的温暖而富弹性的肌肉,给了他一种极为美好的感觉——现在是冬天,如果是夏天,她的手臂应是裸露的,那时候的触觉又不知如何?
  这样想着,他感到血液流得比平常快了,脸发热,胸部有一种受到压迫的紧张感。
  “下个学期你就要毕业了。”蔡云珠悠闲地说。
  “是的。这半年是最紧张的阶段。”
  “毕业以后呢?”她问,“有什么计划?”
  “现在还谈不到。”
  “预备出国?”
  这话问得他有些痛心,他的家庭培植他到大学毕业,已经很吃力了,出国留学自然是奢望。然而年轻人都是爱面子的,这些地方都不大肯说老实话,所以他含含糊糊地答道:“那要到时候再看。”
  “时候也差不多了,申请奖学金应该早些办。”她停了一下,又说,“我父亲在美国有些朋友,或许可以帮你的忙。”
  “那太好了!”他故意这样说,“等我决定以后,再请蔡老伯替我写介绍信。”
  “他很乐意帮人忙的。”
  “是的,我看得出来,蔡老伯是位慷慨的好人。”
  “那是因为他也是苦学出身,从前曾接受过好些人的帮助。接受别人的帮助,不是件羞耻的事。mr.章,你说对吗?”她转脸看了他一眼。
  他敏感地以为她在劝他接受她和她父亲的帮助,所以不愿意正面答应。然而他也不能不同意她所说的话,否则就等于说蔡先生曾接受别人的帮助是可耻的。这样,就使他感到左右为难了。
  幸好,他很快地想到了适当的措辞。“这要看是怎样的情形。”他说,“要看这个人值不值得帮助。”
  他的话在逻辑上并不是针对她的命题回答的,但意思很容易解释,他仿佛在说,要像蔡先生那样的人,才值得予以帮助,而他是不值得帮助的。
  但是,他的话虽然那么含蓄,蔡云珠却很直率。“是的,”她说,“我认为像你这样的人,就是最值得帮助的。”
  “不,不!”他怕她误会了,赶紧分辩着说,“我不是说我值得帮助,相反,我是说像我这种人不值得帮助。”
  “为什么呢?”她转过脸来,用另一只手握着他的小臂问。
  虽是在暗影里,她这样双眸炯炯地望着他,仍使他清晰地感到像是承受着一种威胁,而他的不愿接受来自蔡家的帮助的理由,是不便明说的,因此讷讷地再也没说出话来了。
  “mr.章!”蔡云珠的声音温柔而诚恳,“我们认识虽不很久,但我是非常佩服你的,你有话尽管说嘛。”
  尽管她这样殷勤致意,章敬康还是不能不闪避。他用打太极拳的原理,反问蔡云珠:“你为什么佩服我?我有什么可以使你佩服的?”
  蔡云珠把头转了过去,身子却靠得更紧了。“这不容易回答。”她幽幽地说,“你知道的,一个女孩子对男性的感觉,常常是说不出所以然的。”
  这话的含义,以及她说这话的姿态,使章敬康震动了——感激与惶恐交织,引起他深深的警惕。他原以为她对他只是欣赏,即使有爱意,也是踩着谨慎的步伐向他走来的。现在他才知道自己错了,蔡云珠对他不但默恋已久,而且已情不自禁地表面化了。这样,他便应该有个明确的反应,否则就会变成玩弄她的珍贵的感情,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。
  于是,他想了一会儿,用很严肃的声音说:“蔡小姐……”
  刚说了三个字,就被她打断了。“叫我云珠!”她说。
  “不,”他很固执地说,“我还是叫你蔡小姐。”
  “mr.章!”她迅速接下去说,不容他有往下说的机会,“感情是个很复杂的问题,不宜于在这时候讨论。我们暂时中止吧。我只希望你能把我对你的感觉放在心里。”
  章敬康自然不便再往下说了,他谈着些不相干的事,一路把她送回去,客客气气地道别。在回家的路上,他回想刚才的情形,忽然明白:蔡云珠听他不肯改用较为亲切的称呼,就已了解他对她的反应,她不愿他说出公然拒绝的话来,不仅是为了维护她的自尊心,而且也是怕闹成僵局,所以见机而作,不着痕迹地把话扯了开去。这样,彼此不伤感情,留下了余地。她可以重新开始来培养感情,寻找新的机会。
  照这样看,蔡云珠是个很聪明、很厉害的角色。他倒不能不佩服她了。
  但是,他不愿去多想蔡云珠。她是富家小姐,而且准备以施舍的手段去换取他感恩图报的爱情奉献,这是使他隐隐然产生反感的一件事。另一方面,他在下意识中又觉得为了一种责任,他应该对蔡云珠避得远远的。虽然,那是怎样的一种责任,连他自己都没有认真地去想过。
  他老想到的是李家。由想到李太太开始,然后想到李幼文,想到应该去给李太太拜年。
  于是,第二天上午,他向陶清芬要了一筒章敬业从日本带回来的紫菜,说是要送同学,其实是送李太太。对于李幼文,他也有一样新年礼物,那是他哥哥送他的一本非常精美的活页笔记簿。他不知道李幼文是不是喜爱,但他只有这本新的笔记簿可以当作一件礼物来送人。
  李家的门虚掩着,他叩了两下没有人答应。因为已来熟了,他便轻轻推门进去,在外面屋子提高了声音喊着:“李伯母,李伯母!”
  “啊!章先生。”李太太在卧室中回答,声音相当微弱。
  “李伯母,来给你拜年。”
  “拜年?不敢当。”
  这下他听清楚了,她的话有气无力,是病人的声音。“李伯母,你,你怎么了?”他不安地问。
  好久,李太太才回答:“我病在床上。对不起,不能招呼你!”
  真的是病了!“什么?我看看!”说着,他走过去一掀门帘,然后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  因为,门帘一掀,他就闻到了一股血腥气,同时看到她床前的痰盂中有半罐紫红色的液体。
  “李伯母,你吐血了?”他惊慌地问。
  “章先生,你快出去,脏得很!”李太太喘着气说,她的脸色如黄蜡一般,双眼枯陷,形状可怕。
  他自然不会退出去的,相反地坐到她床对面的椅子上,问道:“是胃出血?”
  “老毛病。我的肺不好。”李太太说,“从前养好了的,不知道怎么昨天又复发了。”
  “李小姐呢?”
  李太太不答,慢慢闭上眼,眼角有两滴泪水。
  这就不必再问了。他抬眼看了一下,只见茶几上有半碗冷的牛奶、一包药——纸包上写着昨天的日子。
  “看过医生了?医生怎么说?”
  李太太用手背拭一拭眼泪,答道:“昨天打了一针,算是把血止住了。说是——”她慢慢地顿住了。
  “说什么?”
  “说要静养。唉!拿什么来静养?早点死了算了!”
  章敬康心里难过极了!家家户户洋溢着欢笑,在尽情享受传统的佳节,而这里却有个贫病交迫、无人照顾的老妇人,被围困在生命的黑屋子中,忍受着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凌迟,甚至于连喊声“苦”都变得毫无意义——因为没有人听她的。这真是比死还要寂寞的寂寞。
  他第一次发现生命中的灰暗颜色,是如此的可怖。他的胸部剧烈地起伏着,感到窒息得无法忍受,必须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  “李伯母!”他猛然站起来说,“我替你去找医生。”
  说完,他不等她答复,急急地转身,冲向门外。荒场上空荡荡的,有一群孩子在追逐嬉戏。那些违章建筑的简陋的木板门,大多关着,门上贴了鲜红的春联,象征着平安和希望——这使他的心静了下来,然而他这才发觉,请医生要钱,钱在哪里呢?
  “章先生。”有人叫了他一声,他认得是李家的邻居张太太,以前在李家见过两次,算是彼此认识的。
  “噢,张太太。”他忽然想到这是新年,便又说,“恭喜,恭喜!”
  “你来看李太太?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他神情黯然地说,“李太太病得很厉害。”
  “唉!”张太太重重地叹了口气说,“真可怜!你来得正好,我们商量商量。你请等一等,我把这碗年糕汤送进去就出来。”
  目送着张太太端着一只小铝锅,匆匆进了李家,章敬康心里稍微宽慰了些——李太太倒还不是全然没有人照顾的。他知道张太太的先生做小生意糊口,境况并不太好,对于李太太不可能有什么太多的照顾,但仅是那一点温情,对于李太太应该就是很大的安慰。
  然后他又想到钱的问题。如果柯惠南在这里,自然可以帮忙,不巧的是柯惠南回马尼拉过年去了。此外,再想不起可以救急的有钱的朋友,而且又是新年,找人借钱也说不出口。
  那怎么办呢?他心里越烦躁,越不容易想出办法来。
  忽然,他看到左面有一家人家,闪出来两个男子,其中年纪较大的一个,捋下戒指和手表,交给年轻的一个,匆匆嘱咐道:“快去!到当铺里摆一摆,能当多少就当多少。庄家发霉了,我一定可以翻本。”
  “过年,当铺不开门!”
  “谁告诉你的?你不懂!过年人人要赌钱,当铺比平常打烊的时间还要晚。”
  他们的这番话提醒了章敬康。他手上有他父亲买给他的表,衣袋中还有支他哥哥刚送他的新钢笔,两样东西当个三四百元总可以,无论如何今天请医生的费用是够了。
  因为难题已经解决,所以他能很从容地跟张太太讨论问题。她告诉他,李太太在前一天中午突然大量咯血,病倒在床上,但直到傍晚才被去邀她吃饭的张太太发现,当时请附近的尤大夫替她打了一针,并给了药,病势才稳定下来。她又告诉他,李幼文从年初一出去以后,一直没有回来过。
  章敬康不愿谈李幼文,他认为当前最要紧的事,是了解李太太的病,究竟是有怎样的危险性,才能决定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。
  于是他说:“张太太,我想今天仍旧得要请尤大夫来看看,同时我想最好我能先跟尤大夫谈一谈。”
  “好的,我陪你去。尤大夫就在巷口。”张太太一面走,一面又说,“昨天看病的诊费和药费,都是尤大夫送的。大家都是邻居,李太太又穷,看到她的情形,着实可怜得很。可是我们的力量有限,没有办法多帮她的忙,真是伤脑筋。”
  “是的,多亏得张太太。以后……”他想说,以后由他来负责。但他凭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呢?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
  没有多少工夫就走到了尤大夫的诊所,门面相当简陋。章敬康猜想尤大夫大概是个没有牌照的密医,但这时也顾不得那么多,叩门进去。尤大夫在家,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山东大汉,一望而知是极其爽朗的人。
  “尤大夫,”张太太替章敬康介绍,“这位是章先生,大学生,他想问一问李太太的病。”
  “噢,请坐,请坐!”尤大夫自己先坐了下来,问道,“章先生跟李太太是……亲戚?”
  “不。”章敬康觉得很难解释,含含糊糊地答道,“是熟人。请问尤大夫,李太太的病,是不是很危险?”
  “当然很危险。”
  “那么应该怎么治呢?”
  “肺病,俗语称为‘富贵病’,除了用特效药以外,营养要特别丰富。最好能够到空气新鲜的清静地方去静养,病才好得快。这怕李太太的环境办不到。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他点点头说,“目前呢?目前应该怎样治?”
  “使用特效药。”尤大夫站起来说,“我写个处方,把药买来,我义务替李太太治疗。”
  “谢谢尤大夫。”章敬康接过药方说,“我想请尤大夫再去看一看李太太。一方面我去买药,买好了送到李家来。”
  “你这样,”尤大夫确是非常热心,“这些针药你到南昌街一家药房去买,我写个条子你带去,说明这是我们大家帮人的忙。那里老板人很好的,他可以给你打个折扣。”
  尤大夫说完又写了张条子。章敬康把它跟药方折在一起,赶紧坐车到南昌街。先找到一家当铺,把手表和钢笔当了三百五十块钱,然后找到了那家药房,只半开着一扇门,到了里面一问,老板不在家。老板娘问他:“找老板有什么事?”
  “尤大夫叫我买药,说老板可以特别优待,这里有尤大夫的一封信。”
  老板娘看了信,也看了药方,说:“尤大夫是熟人,这些药我们按成本卖,大概八百块钱的样子。”
  章敬康心想不妙,他所有的钱连一半都不到,而且也不能完全买药,得留下一些给李太太做别的用处,于是他想了一下,问说:“这些药够多少天用?”
  “十天的量。”
  “我现在钱带得不够,先买两天的量。明天再来买。”
  “随便你。”老板娘说。
  两天的用量,就花了他一百七十元。买好药又匆匆赶到李家。尤大夫在等他,检点了他买来的药,替李太太先打了一针链霉素,然后把那些口服的特效药交给他,详细指示了服用的时间和剂量。
  等尤大夫一走,张太太把章敬康拉到一边,悄悄地说:“尤大夫说,肺病会传染的,在家里消毒不方便,最好能够把她送到疗养院去。章先生,你有没有办法找个不要钱的医院?”
  章敬康把她的话,很快地在脑中转了一下:肺结核是一种惹人厌的病。张太太那样说,自然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。如果不能把病人隔离开来,一定弄得邻居们怨声四起,这对病人在精神上是个大的刺激,有再好的药,也不容易收效。
  于是他说:“李太太的病,对她自己固然很重要,附近的邻居也很有关系。事情只有大家想办法一起来解决。我们分头去打听一下,再来研究,能不能把她送到什么肺病疗养院去。张太太,你说是不是?”
  “不错,不错。我们就这样办。”停了一下,她又称赞他说,“章先生,你真是少年老成,像你这样才真算得是个大学生。”
  她的说法有语病,但意思很诚恳。章敬康便谦虚了两句,彼此分手。他仍旧回到李家。
  由于这一种情感上的安慰和精神上的支持,李太太在短短一段时间中,前后大不相同,现在,她的眼中有了些光彩,说话的声音也比较高了。
  “章先生,”她用充满了感动的声音说,“真是难为你了。我在想,我这个苦命的老太婆,还没坏到极点,能遇到你。但是,我实在也很不安,将来不知道怎样报答你。”
  说到最后一句,她的声音已有些哽咽。章敬康也很难过,便不住地劝她安心养病。李太太一面用手帕擦眼泪,一面点头。那样充分信赖的表情,对章敬康总算是种安慰,可是也使他意识到双肩的责任沉重。
  时间已经近午,他把买药多下来的钱,放在李太太枕头边说:“我先留下这些,过两天我再送来。你请放心,我去想办法,让你住到疗养院去。现在,我得走了。”
  “新年里,你也要用钱,你自己留一点吧。”李太太说,“药有了,别的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,而且我自己也还有百把块钱。”
  章敬康心想,无论如何车钱需要保留,便取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,放入衣袋。正要离去,听得大门作响,李太太努一努嘴,表示李幼文回来了。
  “妈!”一掀帘子,她愣住了,一双大眼睛睁得滚圆。她发现情况不对,第一是她母亲的病容,第二是章敬康黯然的脸色,然后她看到痰盂,惊喊了一声:“血!”
  “是的。”章敬康平静地答道,“你母亲吐了大量的血。”
  “妈!”李幼文飞快地跑去坐在床沿上,两手扶着李太太,惶恐地问道,“怎么会吐血的?是不是你的老毛病发了?”
  她不住地摇晃着母亲的肩。李太太软弱地垂着头,答不出话来。章敬康赶紧阻止她说:“你别这样子,这会弄得老人家头昏眼花,很不舒服!”
  李幼文很听话,立即放下了手,愁眉苦脸地看看这个,看看那个,像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  “唉!”李太太面向床里,深深地叹了口气说,“恐怕就是我死了,你都不知道!”
  李幼文的脾气又发作了。“又说这种没用的话!”她暴躁地吼着,“你们谁告诉我嘛,到底要紧不要紧?”
  “现在算是不要紧了。”章敬康耐心地说,然后把医疗的经过,大致说了一遍。
  李幼文长吁了一口气,然后讪讪地挤出勉强的笑容说:“妈,对不起。”说完,又伸伸舌头,做了个猜不透的鬼脸。
  李太太在病中,恨极了她女儿,但现在看到她这样子,心又有些软了,虽没有说什么,脸色却和缓了些。
  “妈,你想吃什么?我去替你买。西门町的食品店,开门的很多。”
  “不要,谢谢你。”
  母亲对女儿这样说话,比责骂更令人难受。李幼文差点又要发作起来,但看到章敬康的警告的眼色,算是嘟着嘴忍住了。
  章敬康看看气氛有些不妙,便站起来说:“李伯母,你好好休养。我明天再来看你。”
  “你走好,我的病不要紧的,你用不着老摆在心里。大概你马上又要开学了,该趁这几天过年,好好去玩一玩。有空便来看一看,没有空就不要来了。”李太太慈祥地、絮絮地嘱咐,说到最后有些气喘。李幼文扶着她躺了下去。
  章敬康离开了李太太的病榻,临走前,向李幼文使了个眼色。她原来就想仔细问一问他,便很快地跟了出来。
  走到门外,两人都站住了。李幼文除去了矜持,现出了愧疚的神色,因此,她的眼中散射着温柔的光芒,显得格外美丽。
  “你母亲现在好得多了。”章敬康说,“我刚来的时候,看见了吓一大跳,像快要……”
  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,可是她能充分领会到他的意思,惭愧地低下头去。
  “病势本来就不轻,又没有一个人在旁边照料,她心里自然很难受,这样就更显得严重了。我跟张太太请了医生来给她看病,至少在心理上对她是一种安慰——我想,现在危险期可能已过去了。”
  “谢谢你。”她低声说,然后又抬头来问,“请医生的钱和买药的钱,是你垫出来的?”
  “医生不收费,买药没有多少钱。”
  “到底多少?我应该还你。”
  “算了,算了。”
  “不,不能用你的钱,而且我有钱。”
  “你有钱留着慢慢用,别管我。”
  “我看你也不会有多少钱,都花完了怎么办?啊!”她突然一顿,再问,“你的手表呢?当掉了?”
  章敬康没提防她有此一问,更感困惑的是她何以知道他当了手表?上当铺,在一个规规矩矩、要顾及体面的大学生来说,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,所以他下意识地把手往后一缩,答道:“我今天没有戴表出来!”
  李幼文毫无顾忌地笑了起来:“你撒谎的本事还差得很。嘴里撒谎,手上的动作却露出马脚来了。”
  他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幼稚得像个小学生,更觉得不好意思,但又不能不承认,红着脸笑道:“你怎么知道我把表送到当铺去了?”
  “这还瞒得过我?”她得意地说,“你看看你的手。”
  他把左手伸出来,发现手腕上一圈白印子,这明明是刚把手表脱下来的样子,于是心里又生了一个警惕——大嫂最喜欢问这问那的了,一回家,她一定也会像李幼文那样发现他的表不在手上,到时候该怎么回答?
  “现在闲话少说!”李幼文命令着,“把票子给我。”
  “什么票子?”
  “当票!”
  “噢,”他直觉地答复,“你不用管,我自己会去取的。”
  “你以为我没有钱?”她说,“我拿给你!”
  她里面穿着一件花衬衣,外套白色开司米的毛衣,再加上一件咖啡色的男夹克,解开一重重的扣子,从胸前掏出一张钞票——自然,衬衣只解开最上面的两个扣子,但他已能发现,她的钞票是从胸罩里取出来的。
  “看到没有?”她把钞票扬了一下,是张五十元的美钞。
  他不明白她何以有此一笔“财富”,便问:“你的钱从哪里来的?”
  “赢来的。”
  “几天不回家,你就是在赌钱?”
  她闭着眼点了点头。
  可怕!章敬康在心里喊。但他也知道,如果说赌博的罪恶如何如何,她一定认为是迂腐之见,一句也听不进去,得要换个方式来规劝她,便说:“赢了固然很好,输了呢?”
  “输了就输了。”她答得非常轻松。
  “你拿什么输呢?”
  这话问得过于直率,显得有些不礼貌。而实际上给予李幼文的刺激之强烈,是章敬康无论如何也没法想象的。他不知道他问的话,正揭破了她脓血淋漓的疮疤。她拿什么来输呢?只有原始的本钱——她那病得要死的母亲给她的一副姣好的容貌和身材。在一张牌上面,如果她不是赢进手里的那张大额美钞,就得输去她的灵魂,像娼妓一样陪人到旅馆去过夜。
  这行为要一想起来,就像吞下了一只苍蝇那样难受。她恨他不该说这话——好像在用餐时,有人谈到极污秽的东西那样令人厌恶,因此,她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,骂了句:“你这个家伙,真讨厌!”
  她何以会有这样的反应?这是他所完全不能理解的。自然,他很不高兴,但领教过她的泼辣,知道忍气吞声是最聪明的办法。“你不喜欢跟我说话,我走了。”他涨红了脸说,同时向后转。
  李幼文对他的观感,已大非昔比,再想一想,自己也确是错怪了他,便立即追上一步,拉住他的衣袖说:“别走,别走。你这个人,一句话不对,掉头就走,脾气好大。”
  她自己动不动就乱发脾气,反指责别人脾气好大,章敬康不禁觉得好笑。自然,这一来也就不会再生她的气了。
  “我们一起走。”她说,“我把美金去兑换了,先把你的东西取出来,再替我妈买点好东西吃。生肺病的人嘴馋,所以叫作‘馋痨病’。”
  看她伶牙俐齿地在说,那种少女的娇憨,真是动人。章敬康心想,她如果总是保持这样的姿态,那该多么美妙,这应该是可以办得到的。他又想,从她刚才看到她母亲的病容所流露出来的惶恐神情,证明她的本性还是善良的。温暖的感情可以改变她的气质,他极有信心地在想。
  走出巷口,看到一辆辆坐满了人的公共汽车,到站停一停,立即开走。他们便不再到站上去做徒劳无益的等待,叫了三轮车,先到衡阳路找到美钞“黄牛”,五十元美金换了二千一百元台币,然后原车转往南昌街。章敬康利用这段时间,把张太太跟他所商议的,准备想办法将李太太送到疗养院去的话,都告诉了李幼文。
  “能送医院当然最好。”她问,“你准备想什么办法?”
  “我正在想。”
  “我希望你能想出来。我不想找那些人帮忙。”
  从她的话中,他听得出来她跟邻居们相处得并不好。原来他就感到李太太的住院问题,在他是义不容辞的,现在受了李幼文的托付,更觉得自己应负起完全的责任。但是,有什么办法好想呢?
 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,从衡阳街到南昌街,赎回了他的手表和钢笔,告别回家,一直到晚上,他整天都在苦思,只想出一个办法:到市政府社会局去申请贫病医药救济。但又想到,李幼文一定不会赞成,因为这不是体面的做法,所以实际上依然是一筹莫展。
  没有想出办法,就不能去李家,这是他的想法。其实也不是那么急,只不过他自己脸皮薄,觉得说话没有兑现,是件很不好意思的事。
  为了解闷,第二天下午他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。散场出来,在书报摊上遇见蔡云珠,他心绪不宁,不想跟她打招呼,但却没法躲避。
  “mr.章!”蔡云珠把手伸了出来,问道,“到哪里去?”
  “看了场电影。随便逛逛,就要回家了。”他握了握她的手说。
  “看的哪一部?”
  “《新生》。”
  “噢。片子好不好?”
  “不怎么精彩。”
  “那我就不去看了。”蔡云珠停了一下,笑道,“走得有些累了,请我喝杯咖啡,休息一下,行不行?”
  她的说话技巧很高明,如果说她请他喝咖啡,他便可以推辞不去。现在她要求他请客,他没有办法不答应,那就索性大方一点,欣然答道:“怎么不行?你说吧,哪一家?”
  “国际,好吧?”
  “当然好!”
  她嫣然一笑,把手抬了起来。他只好挽着她,一起穿过闹哄哄的马路到国际饭店,在三楼找了个位子坐下。
  蔡云珠脱了大衣和手套,很悠闲地喝着咖啡,真像是想好好休息一会儿的神气。章敬康在她面前,是被动的。她不说话,他也保持沉默,毫无目的地四面浏览着。
  四周坐满了人,整齐的衣着,热烈的谈笑,新年的气氛还弥漫着——在这里看不到贫穷和困窘,只有在那简陋的木屋中,才看到人间凄凉的一面。
  “mr.章!”蔡云珠问他,“今晚有工夫吗?”
  “有的。”他因为正想着李太太,便这样直觉地回答。
  “我想请你参加一个舞会。”
  “在你府上?”
  “不。是扶轮社主办的春节舞会。”
  一线曙光在章敬康心中闪现,他不回答舞会的问题,却问:“你是扶轮社的会员?”
  “不。”蔡云珠答道,“家父是的。他是一个社区的负责人。”
  “扶轮社是不是一个慈善团体?”
  “也不能说是慈善团体。它是帮助社会进步的一种组织。”
  “要社会进步,先要消灭疾病和贫穷是不是?”
  蔡云珠想了一下,很谨慎地回答:“也可以这样说。不过这问题太大了,做这些事情是每个人的责任……”她仿佛词穷了,然后她突然问道:“mr.章,你问它干什么?你是不是想加入扶轮社?”
  “我们当学生的,似乎还无此必要。”
  “那么,你——你好像对它很感兴趣似的。”
  “这有一个原因。”他迟疑了好一会儿,决定说明白些,“是这样的,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,最近tb(结核病——编者注)复发。她家里的境况很不好,所以我想打听一下,是不是可以请求扶轮社救助,让她获得免费的医疗。”
  “这不必找扶轮社,我可以负责替你解决。”
  她的语气很平静,看来像不当回事似的,这反让章敬康不容易相信了。“真的?”他脱口而出地问了一句。
  “mr.章,我从来没有说过谎,尤其是对你。”
  这两句话说得章敬康既惭愧又感激,而且隐隐有种沉重得不胜负荷之感。但不管刹那间的感情复杂,他都没有工夫去细加分辨,因为他急于要了解她准备怎样“负责替他解决”。
  于是他说:“蔡小姐,我很感激你。你能不能把你的办法告诉我?”
  “家父是防痨协会的赞助人,又是一家肺病疗养院的董事,每年都要替他们募许多捐,所以,送一个无力就医的肺病患者去住院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”
  “那太好了,谢谢你,谢谢你。”
  这是出自衷心的道谢,蔡云珠微笑着接受了。他们都很快乐,原因相同,能为他们所爱的人解决问题了。所不同的是,蔡云珠是为了章敬康,而章敬康却是为了李幼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