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6章 账外有账
  查处褚时健这样一位风云人物,从京城到玉溪,层层都有阻力。
  有的人怀疑,褚时健根本不缺钱花,除了高工资、高奖金,每年还享受20万元的特殊贡献奖,平时坐高级轿车,住高级宾馆,食美味佳肴,都是公家开支。他有钱没地方花。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?他不会受贿索贿,不会贪污挪用。要提防保守派陷害改革派。造成新的冤假错案。
  有的人感情上接受不了这种严酷的现实。认为褚时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6年,励精图治,呕心沥血,使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迅猛发展成为名扬天下的企业集团,没有功劳有苦劳,没有苦劳有疲劳,上级不会因为他有一点过错,就把他一脚踢开,这不符合党的惩前毖后,治病救人的原则。
  有的人顾虑重重,查办褚时健,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,影响企业稳定,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、财政收入?党政部门,都要依靠他发工资。红塔山集团不稳,全省党政干部收入不保。
  等等。
  因为有如此之多的阻力,所以查处褚时健,难度相当大。
  褚时健在边关河口落网,转而立案侦查、监视居住、批捕,这表明了中央的决心。各种力量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阻力减小,有顾虑,有包袱的人变得勇敢起来。办案人员与涉案人员的谈话中发现,玉溪卷烟厂在厂外、境外设有10多亿元人民币和2500多万元美金的账外资金。
  这笔钱是1991年至1995年玉溪卷烟厂销售“浮价烟”时,褚时健等人私设的“小金库”,分别存放在湘江、珠海的下属公司和广东的几家烟草公司。没有褚时健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,任何人休想支取。工厂没有这笔账,只有褚时健的心腹、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少数人知道。褚时健像变戏法似的,一下将国家的巨额资金,变到了他自己的名下。国家再富有,褚时健之类多了,也会被掏空。
  专案组追查这笔账外资金的用途。
  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:褚时健有严重的贪污问题。
  专案组提审褚时健。开始,其态度傲慢、顽固,一举一动均表现出:舍我其谁。仿佛没有他,地球就会停止旋转。
  专案人员明确向他宣布:中央领导表态,对褚时健,过不掩功,功不抵过。无论是谁,功劳再大,也不能违反党纪国法。云南省委领导表示:功是功,过是过。烟草业的腐败问题不解决,早晚会把云南的卷烟和烤烟搞垮。只有把毒瘤割掉,才能保证烟草行业健康发展。
  褚时健的心理防线渐渐崩溃,首先供认了自己伙同烟厂副厂长乔发科、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共同贪污账外资金300多万美元的问题。
  早在九十年代初,上级有关部门为解决卷烟生产辅料不足的问题,批准玉溪卷烟厂在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任务的前提下,再生产一部分卷烟,用来串换生产急需的卷烟辅料和钢材、水泥、化肥等生产资料。
  批销这部分计划外卷烟的权力理所当然地掌握在褚时健手上。一把手什么都可以管,什么都可以不管,视需要而管。
  当时的卷烟价格没有彻底放开,国家规定的卷烟出厂价较低,一条“红塔山”香烟,经销者从褚时健手中按出厂价批到后,拿到市场上销出,可赚50元左右的丰厚利润。“红塔山”卷烟走俏市场,经销者看准这中间的差价,都想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更多的“红塔山”。那些日子,玉溪卷烟厂人来人往,门庭若市,褚时健成了人们寻觅、包围、进攻的目标。
  褚时健为官多年,精通权力的妙用。他没将玉溪卷烟厂生产的计划外卷烟用来串换生产资料,而是以高于国家调拨价的浮动价,批给了沿海沿边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。
  这些从褚时健手中批到浮价烟的经销者,一方面按调拨价给玉溪卷烟厂付款,一方面按玉溪卷烟厂指定的厂外其他账号汇去浮价款,前者给发票,后者不给发票。不给发票的浮价款,就成了玉溪卷烟厂的账外账。天长日久,浮价款越积越多,10万元,100万元,1000万元,1亿元,直至形成了拥有10多亿元的庞大的“小金库”。
  这10多亿元,本是共和国的血液,然在共和国的账目上却找不到它的影子。
  这10多亿元说得好听点,是玉溪卷烟厂的“小金库”、“小钱柜”,实际上成了褚时健的私房钱,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支出,不受任何监督。
  市审计部门对玉溪卷烟厂的账目年年有审计,对这10多亿元的小金库,却长期以来没有察觉。在权力大于一切的社会,审计往往显得苍白无力,形同虚设。
  到了1995年7月,褚时健觉得是支配这10多亿元私房钱的时候了。因为上级考虑让他退休,新的总裁即将接任。虽然还没明确新总裁是谁,反正他在总裁位置上的时日不多了。离开总裁位置,就得交出签字权。有签字权,他就是烟草王国的国王,要什么有什么,心想事成。交出了签字权,他就是烟草王国的平民百姓,要什么没什么,心想事难成。过了此山无好店。天天对别人喊把握机遇,这下到了自己该真正把握机遇的时候了。
  褚时健像许许多多患“五八”病,“六零”症的人一样,决定在退离领导岗位前夕抓住机遇,大捞一把。当他苦心经营10多亿元小金库的时候,也许就是为了这最后一刻的辉煌。
  他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将国家的巨额资金据为己有,一旦暴露,会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。但最终他为自己找到了充足的理由:没有褚时健的惨淡经营,就没有玉溪卷烟厂的兴旺发达,就没有红塔山集团的顶天立地。他是烟草王国的君主,烟草王国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他害怕什么?他什么也不用害怕。即使私分小金库的行为一旦暴露,有人要追究他,那些曾长期从他这里得到好处的头头脑脑们肯定会站出来替他说话,千方百计保护他。
  这就是为官的诀窍,这就是官场的奥妙。
  有些人本来才华出众,能力一流,为什么得不到提拔重用?就因为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,处理好上上下下,左左右右的关系。有些人犯了事,为什么能化险为夷,不受追究,而且继续委以重任,就因为利用手中的权力,处理好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关系。放了春风,定得夏雨。论功劳,论关系,褚时健都用不着害怕、担心。他要为自己退居领导岗位后的日子想想,他不能白干了一辈子。他主意已定,放心大胆地往前走,风吹浪打不回头。
  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玉溪卷烟厂一派亮丽。褚时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,想到自己即将失去对其主宰的地位,心里真像打翻了佐料瓶,苦辣酸甜咸,说不出的滋味。
  他最后宽慰自己:长江后浪推前浪,这是历史规律。美国总统的宝座那么神圣,历届总统任期一满,说走就走。他在红塔山集团总裁的位置上超期服役了这么多年,也该退了。
  他的心境变得如同眼前的厂景一样亮丽起来。他对副厂长乔发科、总会计师罗以军说,弟兄们随他鞍前马后地干了这么多年,不知流了多少汗水,付出了多少心血,从没得到过什么好处。如今他即将退了,为了对得起兄弟们,他手头还有点外汇,按平时贡献大小分配,他认为弟兄们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。
  总会计师罗以军内心认为私分不妥,这是犯法行为。但他不敢明说。因为褚时健的权力、威信在玉溪卷烟厂达到了顶峰,他的话就是“圣旨”,一句顶一万句。谁要与他唱反调,等于自毁前程。从厂里的副厂长到一般的工人,对他交待的事情必须办,明知不对也不敢阻挡。烟草王国国王,神圣不可冒犯。
  褚时健见没有人反对,舒心地笑了。他当即决定,从华玉公司拿出一部分美元差价款,由他和乔发科、罗以军,还有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、副总经理刘瑞麟共同分享。
  褚时健交待罗以军:“我要100多万美元,你和乔发科各60万至70万美元,盛大勇、刘瑞麟也给一点,盛大勇多一点。”
  罗以军连连点头。
  褚时健又对罗以军说,他自己并不缺钱花,他是为兄弟们着想。他希望弟兄们知足,有这么多美元够了,这辈子都吃用不完了。
  罗以军依然连连点头。
  褚时健交待罗以军,将分给他的100多万美元,打到他儿子褚一斌的境外账户上。
  罗以军还是连连点头。并说:“褚总放心,我一定按您吩咐的办好。”
  接下来,褚时健签署了转款使用的空白授权委托书,让罗以军办理。
  7月20日,新加坡方面电告:钱已入账。
  罗以军轻松地舒了一口气,赶紧报告褚时健。末了,问道:
  “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?”
  褚时健笑了,拍拍罗以军的肩,夸奖道:“只有你办事,我才放心!”
  就这样,属于国家和人民的300多万美元,轻而易举地进了这伙蛀虫的腰包。少数人受益,多数人受害。特权,长在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上的一颗毒瘤,不切除,癌细胞会扩散到整个机器的全身。并非危言耸听。
  专案组调查发现,褚时健还有其他更加重大的贪污、受贿、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的嫌疑,目前司法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。
  调查发现的多起相关案件,有关纪检监察机关、司法机关也正在继续调查。
  褚时健,昔日造就“红塔山”的功臣,今日从“红塔山”之巅,坠入万丈深渊。其涉嫌犯罪数额之大,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。
  对此,人们不敢相信,也不可理解。褚时健是老革命、老党员、老干部,一生都在革命队伍中经受锻炼和考验,一生都是接受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熏陶,他年年、月月、天天、时时教育别人要公而忘私,要遵纪守法。他怎么会背道而驰呢?
  他是一厂之长,他是有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,他是名播海内外的企业家,他的收入高,他的吃住行都是国家包着,他要钱没有地方花。他用不着伸手捞钱,更用不着几百万元、几千万元的往自己名下捞。人,生活在社会上,有吃有用有花,就知足了。能吃好用好花好,就更应心满意足了。褚时健是聪明人,是见过大世面的人,他不会干那种要钱不要命的蠢事。
  褚时健下有群众监督,上有领导管着,他不是黑社会老大,更不是土匪头目,可以为非作歹,为所欲为。他不可能成功的贪污受贿几百万元、几千万元,他不可能私设11亿元人民币、2500万元美金的小金库。只要他有那样的企图和举动,管他的领导不可能不察觉,不可能不发现,会及时批评、制止、警告。
  群众不敢相信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的理由还有很多。然而,事实无情。褚时健的确走上了严重经济违法违纪之路。
  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  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反省与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