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厨 第1164节
  京官出差,尤其是奉皇帝差遣出巡地方的中官们,经常将差遣视作发财的手段,搅动地方。
  赵顼在元祐改制之后,要求官员出差采用“预支”制度,先行给付“馹券”,即驿站消费券,用于支付沿途驿站食宿的花用,地方不再供给。
  但是很快官员们又想出新花招,每次出发前找寻名目,请求“别支”。
  因为官员们是要带手下的,将手下设置得多一些,这样就能够从这些人的“别支”里边获取利润。
  这道肥菜,历任户部尚书包括蔡京在内,都不敢动,直到来了个孤臣——苏元贞。
  新任户部尚书苏元贞要求,朝官出差带随员可以,但是必须申报。
  户部要审查这些随员的职务、级别,是否符合这次差遣所需要求,审查通过之后,方才能支给。
  诏从之。
  紧跟着,刑部侍郎毕仲游上书:“官员举借钱物,于任所交还。州官于诸县镇寨,或诸县镇寨官于本州者,皆为任所。
  计本过五十贯者,徒二年。重叠及于数人处举借,并通计。
  钱物主并保引人,如过数借者,各杖一百,数外钱物没官。
  若偿外钱物不及五十贯之数事发者,减本罪二等;不及三十贯者,又减二等;全偿讫者,又减三等。
  以上偿钱应减罪者,数外钱物数,仍免没官。
  其所偿钱物内,有系任所受乞借贷之类者,各不减。”
  从之。
  这是要打击地方官员与当地豪强们以借贷之名,行纳贿受贿之实。
  官员举借“官物”,就是从国库中借出的钱财,拿去放贷、做生意。
  刑部要求必须于任所内交还,到期还未还上的,不光官做不成,还要追究刑事责任。
  还对“任所”也加以了明确定义,就是最大不能出州。
  除此以外,还要追究钱物持有人、保管人、保引人,其实也就是地方豪强们的责任,如果此类借贷产生了非法所得,所得没官。
  同时还明确了责任人。在州郡之内,如果官员是受人所托借贷国库,那官员一样是主要责任人,而不在减罪之列。
  但是也开了一个口子和分出档次,就是将欠债分成了五十贯以上、五十到三十贯和三十贯以下,五十贯以下又能及时还清的,概不追究。
  苏油收到诏书后有些哭笑不得,这情形,与另一个时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乱象,如各单位利用名目私开小金库,然后以“借用”的名义供官员们挥霍,几乎如出一辙。
  这事情在清代康熙末年也曾经闹得大发,不过宋代和清代的最大不同,就是元丰改制以后,官员们的俸禄优厚。
  因此打击官员向国库伸手,名正言顺,不存在“又要马儿跑,又要马儿不吃草”的问题。
  不过苏油是“好上司”,将诏书行下之后,依旧附加了一个四路都转运司的“附加谕令”,许各地有欠国库钱粮的官员上章自辩,说明情况。
  如果的确是官员家中经济困难,或者说是为了役务临时周转一类,四路都转运司会酌情予以考虑。
  总之,还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
  庚戌,户部上奏:“勘会无为军崑山白矾元条,禁止官自出卖,昨权许通商,每百斤收税五十文。
  准元佑敕,晋矾给引,指住卖处纳税,沿路税务止得验引批到发月日,更不收税。
  今无为军崑山矾,欲依晋矾通商条例。”
  晋矾,就是太原矾。苏油给晋矾解绑,除了行坐两税,其余概不征收,一下就调动起了矾务工人与商贾们的积极性,沈括在太原卖矾卖到飞起。
  苏元贞于是上奏昆山矾务也依从太原之例,以刺激和扩大生产。
  诏依户部所申。
  以上这些,如刑罚过重、兵源不继、官员新形式的贪腐、优良税制尚未普及等诸多问题,都是元祐刷新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,以及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。
  所幸的是如今的朝中官员们,都能够及时地看清问题,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,进行调整,有力防范。
  虽然苏油不在朝中,但是如苏元贞、毕仲游等后进的官员,依然敏锐地把握住了问题关键,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。
  可以说,苏油运营几十年所希望见到的局面,希望见到的人才,已经开始崭露头角,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。
  壬子,太皇太后宣谕三省曰:“大宁郡王已下渐长,欲令就学,可择教导官二人。”
  虽然是盲人,但是学习一样不能放松,不过赵煦偏心弟弟,教导官任命了陈昭明、苏容夫妻,说白了,就是将赵佖送去皇家理工学院培养。
  第一千七百一十二章 册府元龟
  二月,高丽使臣请赐《册府元龟》。
  大事。
  《册府元龟》,乃后世总结的北宋四大部书之一。
  宋四大书,是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册府元龟》的总称,也称四大类书。
  类书,是“资料性书籍”的意思,其中《册府元龟》载史事,《太平御览》载百家,《文苑英华》载文章,《太平广记》载小说。
  分别具有历史、百科、文学、志怪的价值意义。
  四部书中除《太平广记》为五百卷外,其余三部各一千卷,每一部的编纂,都经历了前后数年时间。
  《册府元龟》规模尤为巨大,是其他三部的数倍,因此也被称为宋四大书之首。
  其书初名《历代君臣事迹》,从北宋真宗景德二年修到大中祥符六年,整整编写了八年,方才完成。
  《册府元龟》的厉害之处,在于广泛取材于正史、实录,而不取笔记和杂史。
  这就注定了资料的可信程度和其官方权威性。
  成书虽然也是一千卷,但每卷的内容比其余三部丰富太多,主要内容为唐朝、五代的实录史料,也有自上古至五代的相关历史记载。
  按人、事、物,分门编纂,以年代为序进行编写,史料广泛,基本概括了十七史。
  大类分为帝王、闰位、僭伪、列国君、储宫、宗室、外戚、宰辅、将帅、台省、邦计、宪官、谏诤、词臣、国史、掌礼、学校、刑法、卿监、环卫、铨选、贡举、奉使、内臣、牧守、令长、宫臣、幕府、陪臣、总录、外臣等三十一部,共计一千一百多门,字数近百万字。
  部有总序,言其经制。
  从这些类名就可以知晓,无论哪个王朝拥有了这部书,基本就可以照猫画虎,构建起一个类似华夏的封建国家管理体系。
  因此这部书一直属于官方密档,流传不广,哪怕是想要在可贞堂借阅,都必须是朝廷七品以上官员,且不能离开阅览室。
  高丽的这个请求,也立刻就引来了不少朝臣的反对。
  这事情是礼部管,比如礼部尚书苏轼,就在大力发对之列。
  苏轼列举了好几条理由,首先就是朝廷对高丽太好了。
  每次入贡,朝廷从修饰亭馆、组织行市、调发人船,费用都在十万贯以上,而高丽贡献“皆是玩好无用之物”,而所费皆“民之膏血”。
  而高丽还是辽国的属国,所得赐予,若不分遗契丹,则契丹不可能听其来贡,因此给高丽好处,就是给辽国好处。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。
  还有高丽名为慕义来朝,其实还是为了利益,因为契丹足以制其死命,而我不能。所以不管高丽愿不愿意,其实就是辽国的间谍,今高丽使者所至描画山川形势,窥测虚实,必非善意。
  还有,庆历年中,辽国生事,先以中国增置塘泊为理由。
  如今辽国虽然恭顺,但是不知道哪天可能又会乱来,现在中国对其藩属国这么好,“桀黠之敌以此藉口,不知朝廷何以答之”?
  苏轼表示如果这样做了,则“例愈成熟,虽买千百部,有司不敢复执。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,而云布于契丹矣。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”?
  “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、边防利害,为患至大”。故而“其人使乞买书籍,其册府元龟、历代史、太学敕式,本部未敢支卖”。
  高丽馆伴宋球上书:“先朝盖尝赐之矣,此非中国所秘,不与何以示广大?”
  于是苏轼跑去查以前的档案,然后又上书:“臣查得许卖高丽史书编敕故在,然亦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,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?以此推类,谓其已有,反不复禁,此大不可也。”
  这就不讲理了。
  苏油对此不以为然,文化输出对于后世来说,是大家都明白的问题,绝对有大好处。
  不过事情也有阶段性,经济侵略、文化侵略,也只是后世的东西。
  反正苏油所知道的,周边藩国偷大宋的钱,曾经导致大宋东南普遍性的“钱荒”;而文化方面,两个大宋文人的叛逃,就让西夏崛起;而辽国吸收部分华夏制度,行南北之制后,也带来了百年稳定和强盛。
  但是苏油认为如今的大宋已经更加接近于后世,故而经济与文化输出,其利弊也同样更加接近于后世,因此大苏的担忧,其实有些多余了。
  于是上奏分析了高丽如今的情况,认为高丽和辽国之间如今间隔了一个女直,实际上辽国对高丽的影响已经变得非常薄弱,而鸡林公王颙明显对中国的依赖越加深刻。
  以往高丽人帮辽国人购书,那是因为外交和贸易没有分清楚,导致无数唯利是图的商贾在中间浑水摸鱼。
  这种情况,现在已经不存在了。
  还有大宋如今对辽国也是有理有节,不再怕辽国无理取闹,因此大苏的担心,也不存在了。
  反倒是对于王颙的扶持,成了如今大宋对抗高丽国内亲辽派的重要手段,因此赐书其实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
  既然大宋以华夏文明的捍卫者传播者自居,那么也就理应堂堂正正地让藩属国亲近华夏文明,脱离野蛮气质。
  还有大苏引用的敕令大有问题,认为国外虽有熟铁,但朝廷敕命不得售卖熟铁给那些“使臣”,是深思熟虑,却没有考虑到近年来大宋和周边国际贸易的巨大变化。
  熟铁,如今可是大宋出口的拳头产品!
  这个是苏油开出来的金手指带来的代差。
  熟铁就是含碳量极低的纯铁,如今全世界的冶金工艺,得到生铁容易,得到熟铁却困难,冶炼出来的铁料,普遍含碳量太高。
  这个减法做起来并不容易,比如日本,就是用团钢法,烧出铁料后凭经验将铁料分拣出高碳和低碳,然后有目的地进行配比,锻打到一处,以此控制含碳量,使之变成精钢。
  而大宋以前的诸多铁务,则是通过“炒铁法”,就是通过翻搅铁水,使里边的碳被空气氧化,再通过反复捶打半融铁料,除去炒铁过程中重新生成的铁氧化物而得。
  高炉的发明,和到后来电解水工艺的成熟,让吹氧脱碳工艺得以应用,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熟铁,才成为了可能。
  最大军事用途就是密布河北的铁丝网。
  对于大型钢铁厂来说,熟铁的制备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,除了赚钱。
  因为说白了,熟铁就是脱碳过度的钢材。
  但是对于除如今大宋而外的日本、朝鲜、辽国、南海诸国来说,熟铁,甚至比钢还要金贵。
  大宋民间其实也是如此,所以大宋各大钢铁厂、机械厂的另一门大生意,就是将熟铁作为“铁母”,卖给各大铁匠铺子,让他们与自己土法能够得到的生铁一起,锻造钢材,这样可以让他们降低炼钢成本,满足民用的巨大缺口。
  所以熟铁的出口,也成为了宋国今年对外贸易的优质产品,利润甚至比丝绸和瓷器还要高。
  最终朝廷认可了宋球和苏油的议论,“卒与之”。
  辛卯,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苏轭,在获得刘挚批准之后,开始巡视辖内诸州。
  广南东路沿海,有近二十个大大小小的盐场,此外,东部和西部产铅、锡,西北部产铜,全区域范围都产银,大大小小的铅、锡、铜、银工场,也是数十处,此外韶州永通监、惠州阜民监,尚有两处钱务。